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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米缸外数米(四):结构调整的引导者究竟是谁?  

2014-08-22 17:19:52|  分类: 货币政策与资本市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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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至今,“坐在米缸外数米”的系列分析已经写了三篇,在前三篇中,我只是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入手,对于经济运行中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提出作为总量调控手段的货币政策只能是保驾护航,而不能成为舵手。但7月份金融数据的公布,及随后市场对此的解读,甚至是随后国办39号文公布实施的10条措施,还是反映出当下无论是在经济分析中,还是政策制订中,“坐在米缸里数米”痼疾依然严重。由此,作为“坐在米缸里数米”系列的完结篇,我想从经济运行的结构性和总量性矛盾的角度入手,做第四次“米缸外数米”。

首先,我想先摆两组、三类数据(鉴于数据的枯燥,在阅读时,可以直接越过该部分,直接看数据比较的结果)。

第一组数据区间为2008年危机爆发至今的6年间(2008--2013),分别从三类来阐述。

第一类数据,经济运行层面。在该阶段,中国GDP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0.4%,其中第一产业产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9.2%,第二产业产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9%(工业8.3%、建筑业13.8%),第三产业产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1%(金融业14.5%、房地产业14.5%,其余是11.3%)。

第二类数据,政府财政收支的情况。在该阶段,中国的年财政收入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3.3%,年财政支出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4.5%,6年间累计财政赤字40,891亿。

第三类数据,金融情况。在该阶段,中国的广义货币供给M2年增量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0.6%,社会融资总量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6.3%,其中信贷融资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0.9%,非信贷融资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6.5%。

第二组数据区间是2003年至2007年期间,也讲三类。

第一类数据,经济运行层面。在该阶段,中国的GDP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4.4%,其中第一产业产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0.4%,第二产业产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5.1%(工业15%、建筑业15.3%),第三产业产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1.5%(金融业22.9%、房地产业17.7%,其余是13.2%)。

第二类数据,政府财政收支的情况。在该阶段,中国的年财政收入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8.8%,年财政支出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4.9%,5年间累计财政赤字7428亿。

第三类数据,金融情况。在该阶段,中国的广义货币供给M2年增量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0%,社会融资总量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其中信贷融资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9%,非信贷融资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8%。

#图1 危机前后资金数据对比 link.reuters.com/rut62w

然后,将危机前(2003--2007)与危机后(2008--2013)的三类数据进行比较之后,大致得出6点直观结果:

1.经济运行方面。危机后与危机前相比,中国GDP增速回落了约4个百分点,主要是第二产业的回落,幅度有6个百分点,其中工业则是大幅下降约7个百分点,其次是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业增速降幅超过8个百分点。

2.政府收支方面。危机后与危机前相比,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但由于有财政赤字的补充,财政支出增速仅下降了0.3个百分点。

3.金融方面。危机后与危机前相比,社会融资总量增速提高了4个百分点,信贷增速提高了5个百分点,而广义的货币供给(M2)增速大体持平。

4.经济运行增速的结构方面。2003--2007年期间,除了第二产增速快于GDP增速之外(增速超出1个百分点),其他两类产业均低于GDP增速,但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增速分别高于GDP增速9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2008--2013年期间,只有第三产业增速快于GDP(1.6个百分点),其中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均高出GDP增速4个百分点,而且与2003--2007年期间相比,金融和房地产在第三产业中比重分别提高了3.02%和1.04%。

5.政府收支与经济增长速度结构方面。2003--2007年期间,财政支出增速快于GDP增速4.4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增速大体和GDP增速持平。2008--2013年期间,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增速分别高于GDP增速4.1%和2.9%。

6.金融与经济增长增速结构方面。2003--2007年期间,只有非信贷融资增速快于GDP增速(其中很大因素是基数低的原因,2003年非信贷融资仅有4千亿,2007年也只有2万亿)。2008--2013年期间,包括货币供给、社会融资,信贷、非信贷增速均高出GDP增速。

##图2 危机前后增速比较 link.reuters.com/sut62w

如果再做进一步简单归纳,大致有这样3点结论:

1.中国经济的主要拉动因素,由危机前的工业、金融和房地产三因素,变成危机爆发后金融和房地产两因素,工业反而成了经济的拖累,用当下的流行语就是产能过剩问题严重。

2.与危机前相比,财政收入增速虽然下降不少(接近6个百分点),但在经济增速下行的背景下,政府在分配中的分量却没有减少(财政收入增速仍超出GDP增速约3个百分点),而政府在经济投入方面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积极(危机前后财政支出的增速均在15%左右的水平),如果再把金融领域对于财政领域的贡献剔除(赤字),危机以来,政府在经济中的投入恐怕是收缩的态势。

3.与危机前相比,金融的各项数据均反映出中国金融领域在本次反危机中的逆周期特征十分明显,不过与危机前金融的表内扩张不同,危机以来金融的扩张更多表现在表外,即所谓的金融脱媒、影子银行等问题。

在对数据的简单归纳之后,产生了四个问题:

1.在危机前,为什么在第二产业带动下的经济高速增长,金融数据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超速,反而是财政收支的增速表现更加抢眼?

2.为什么因本次危机触发的经济下行期间,并没有带来政府财政收入的过度下降?

3.为什么在反危机中,财政对经济的投入远不及金融?金融又是依据什么进行扩张的呢?(因为我总是觉得没有人愿意做赔钱的生意)

4.为什么伴随金融的扩张,资金利率却不降反升?例如,2003--2007年间,7天回购利率、5年期国开债利率、10年期国债利率和AA1年的短融利率分别为:2.13%、3.35%、3.7%和3.62%;2008年至今,它们分别为3.06%、4.01%、3.7%和4.57%。

##图3 危机前后融资利率比较 link.reuters.com/tut62w

在危机前后两个阶段,经济数据表现出矛盾性(就是上述的三个结论和四个问题),说明了什么?我想根源还是要从经济运行的逻辑中找寻,这也是我在“坐在米缸外数米”前三篇判断的依据所在,而且是唯一依据。

那么,经济运行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呢?

2012年,宏观对冲基金Bridgewater的首席执行官Ray Dalio在”How the Economic Machine Works”的文中,曾对经济运行做过一个简明论述:经济(economy)是大量交易的总和,而且每个交易(transaction)都很简单。交易包括买方和卖方,买方支付货币(或者信贷)给卖方以换取商品、服务或者金融资产。大量的买方和卖方交换同一种商品,这就构成了市场(market)。各种交易的市场便组成了经济。对于任何市场、任何经济而言,如果你知道了支出货币(money)及信贷(credit)的总额、所卖商品的数量,你就知道了理解经济的所有事情。

我自己的理解是,Ray Dalio上述这段论述之所以简单明了,就是仅仅把经济运行归纳为一个等式:total $(money + credit) = total Q(quantity),但这个等式只能说明经济运行中最为表象的环节——商品、要素和货币的流通交换环节,而等式两端内容的本源问题并不能表现出来,或者说该等式只是说明市场价格是怎么达成的,即Price = Total $ / Total Q。但对于市场需求的能力获得、市场供给的结构情况并不能予以说明,即total $ = total Q公式中等号不是必然一定能够出现的:除了$>Q(通货膨胀)、$<Q(通货紧缩)之外,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找不到Q的局面,也有可能出现Q换不来$的问题,无疑这些问题都需要从经济运行的机制内部入手来解决。

经济运行机制究竟又是什么呢?

回答这一问题,我不禁想起了1867年出版的那本影响全球至今的巨着--《资本论》,其中有一句更加简明的话对于经济运行机制做出了迄今为止仍未被超越的定义:“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资本论》一卷)

为什么我更加同意马克思的定义,并且认为是迄今未被超越的理由是,该定义准确全面地刻画出经济运行机制的6点核心内容:

1.经济运行中最为基本的矛盾问题就是消费(需要)和生产(满足需要的手段)之间的关系,用当下经济学术语就是供求矛盾。

2.经济学界一直存在“鸡生蛋、蛋生鸡”的争论,即究竟是供给创造需求?还是需求创造供给?而马克思的论述表明则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即供求是否均衡,是动态变化的(一同发展的),而且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辨证统一的(需要…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

3.如何实现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共同发展?则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组合形式和收入分配的机制,而这些最终都会在$和Q关系层面得以反映出来(流通交换环节)。即观察经济运行机制需要依次从:供给和需求、分配、流通三个层次来分析,其中流通仅仅是最为表象的,也是最容易被观察的。

4.就经济运行中的矛盾而言,无论$和Q之间是什么符号(“=”、“>”“<”),基本上是属于总量矛盾,此时通过对于$的规模控制可能达到目的(以货币政策为主的总量控制)。像“$找不到Q”、“Q换不来$”这样的问题,则是结构性矛盾的表现,因此需要结构性政策和手段来应对(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另外结构性矛盾一定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在总量层面表现出来。

5.就经济运行中结构性矛盾的表现而言,既包括Q端,也包括$端,但最容易被察觉则是以金融领域为主的资金融通方面问题,但这只是$端的一部分。

6.经济运行中资金领域还有更为主要的一部分,即政府的资金活动情况,特别是财政收支情况。因为从经济运行的层次而言,政府的资金活动大多隶属于分配环节,它可以体现政府在产业、区域,甚至是产品等方面的有意为之,而这种有意为之一定是从“需要和满足需要手段一同发展”出发的,或者说是政府在经济运行的倾斜和侧重,以及由此带来全社会生产要素组合的有意为之——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在这一过程中,金融领域只能位于丛属地位,这就是我在《坐在米缸外数米(二)》中讨论货币供求本原问题时,提出“资金用途管着资金来源”的依据所在。

正如海明威在《死于午后》中那句话:“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而在分析经济运行时,则需要看到水面下的“八分之七”,而不能被水面上的“八分之一”所迷惑。

好了,罗嗦这么多(数据摆了,逻辑也讲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找上述四个问题的病灶。

第一个问题:在危机前,为什么在第二产业带动下的经济高速增长,金融数据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超速,反而是财政收支的增速表现更加抢眼?

我的答案是:危机前(2003-2007年),第二产业(其中工业的平均比重88%)的高速发展,源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生产和消费间矛盾)突出表现在中国的工业产能如何与国际大市场对接,而且矛盾主要集中在如何扩张中国工业产能,因为消费端没有太大的问题,看看当时美国的消费和储蓄率就知道国际市场的需求有多强。对此政府在经济投入方面方向是明确的(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而在这一明确之下(工业扩张必然带来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期间提升了5个百分点至46%),金融领域更多是顺势而为,货币供给增速和融资增速均没有太抢眼的表现,但是经营结果却很靓丽,2003-2007年期间,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翻了一番,税后利润平均增速超过100%,不良率则从18%降至6%。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因本次危机触发的经济下行,并没有带来政府财政收入的过度下降?还有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在反危机中,政府对于经济的投入远不及金融?金融又是依据什么进行扩张的呢?

我的答案是:本次全球性危机的爆发,必然会影响到中国海外市场的需求(危机前这不仅不是问题,而且还是优势),而此问题的化解,实际上是在考验政府怎么调整它在经济投入中的倾斜和侧重,即产业、区域等政策取向的再次明确,进而达到供求的再次均衡,因为“需要…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但实际情况却是:在危机爆发初期,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2009年一季度曾出现超过2000万的农民工返乡),而这一压力显然已经超出中国社会的承受边界,所以才出现本应有的产业、区域等政策的调整,被金融逆周期扩张政策所代替。也正是由于这一替代,导致在政府财政收支上未作出及时调整,就出现了财政收入方面的“雪上加霜”和财政支出方面的“结构固化僵化”。

这就是我在《坐在米缸外数米(二)》中讨论财政为什么不愿意出钱时说,“原因很简单,因为看不准,不知道钱应该花在那?也就说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脱节了,政府在产业布局上迷茫了,‘看得见的手’不知道放哪了(资金用途没了),只能退而求其次,求助于‘看不见的手’——只保证融资环境的宽松,剩下的问题由市场来解决。”

但为什么金融会扩张呢?我觉得主要是在反危机期间,对于金融的评价标准由此前的经济效益(追求利润),变成了经济责任(追求保稳定),尤其是在地方政府经济责任的要求下,出现“财务软约束”实体融资的“容易”和“便宜”,因为这样对于金融领域而言,经济责任最小。可见在经济运行中,分配环节的矛盾(财政)首先表现在流通环节(金融),而且实质是生产和消费环节出了问题(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伴随金融的扩张,资金利率却不降反升?

我的答案是:正是由于危机触发了生产和消费(供给与需求)这一主要矛盾的变化,但相应政府没有给出清晰的调整取向(结构性调整),只能退而求其次,通过金融扩张来化解由结构性矛盾表现出的总量问题,进而导致中央对地方政府金融配置权的下放,和对金融领域评价标准的转变,但这些都是反危机下的临时之举。一旦形势发生变化,例如欧美已经回到复苏轨道上,首当其中要调整的就是金融领域的评价标准——经济责任重新变成了经济效益(包括不良的控制),这个时候“财务软约束”实体融资的“容易”和“便宜”负效应开始显现,并在挤出之下,使得“财务硬约束”实体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加凸显。

病灶找到后,接下来就是问题的化解,即本文的题目:结构调整的引导者究竟是谁?

实际上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我在《坐在米缸外数米》前三篇反复强调的那个看法: 央行主导的货币政策作为总量手段,是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的,而政府的产业、区域和财政政策才是结构调整的关键,而这一调整也不仅仅是经济学领域独立能完成的,而更多的依靠包括自然科学在的其他领域。

如上所述,任何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均可由表及里地具体化为三个层次矛盾,首先是流通环节的矛盾,进而才是分配环节的矛盾,在上述两个层次之下,最基础和核心的是生产和消费间的矛盾;与之相对应的具体经济研究领域,则是金融学、财政学和产业经济学。我想如果一个经济问题已经具体分析到产品层面,那么经济学领域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接下来就是其他领域的任务了,而如何让这一过程以最高效率推进,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则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这才是18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表述的本意。

如何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即对于新增长点的把握,就看政府和市场能否对现实和潜在需求全面了解,并不断提升供给层面的技术手段,并使之能够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作出相应调整之后(体现在政府的倾斜和侧重),实现规模效应(通过财政和金融资金的注入),如果到达了,那么可以说增长点就找对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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